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不同点有哪些？

1.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不同点有哪些？

西方发达国家民主选举和政党制度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现代民主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方面）充分展示了它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也清楚地表明一切政党组织都把民主选举作为取得执政地位的唯一合法途径。无疑，发达的现代民主制度大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体上与我国是有区别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已相当完备、完善、成熟，其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实践和发展过程，一些理论、方法和经验，其运行方式和操作技术，为人类社会的民主政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游戏，但其民主的外壳或具体形式，往往并不反映阶级内容，仅仅具有工具或手段的性质。我们完全可以批判的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有价值的、合理的东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国的民主选举尚处在发展过程中，政党与选举制度方面尚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完善。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给了我们许多的启示和有益的参考。
（一）关于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政党在选举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党的运行方式和执政方式，政党与议会、政党与法律的关系，以及政党的法制化等等。这对于我们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改善党在民主选举中的领导方式，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如何发展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如何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选举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东西和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如，西方政党不能直接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即便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其纲领、政策也必须通过国家形式，通过议会中其成员的多数地位，经法定程序成为全社会的规范，政党对国家的实际的领导是隐蔽的，其形式是法律所规范的。以法行政，以法治国，政府政策法律化。每每由执政党对全国各方面需要由政府解决的问题，系统而突出重点地亮出其治国之策；每届政府将其政纲的各部分经法定程序制定为法律，最终使本届政府的政纲转化为同届议会的立法体系。再如政党法制化，国家通过代议机关的立法活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并规范政党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法律规定政党的组建、政党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政党的经费来源及其使用，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后的矫正和制裁等。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健全，反映我国政党体制、体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地位，全面规范政党行为的我国的《政党法》或《政党活动法》也完全有可能出台。
（二）关于政党在选举中的技术问题。西方国家政党在选举中的技术问题，如怎样提名候选人，如何组织竞选活动，各党派议员名额的分配，党派议员与地区议员的产生和比例等，对我们更好地解决诸如怎样保证提名候选人的公正、公平，如何引进竞争机制搞活搞好选举，如何解决地域代表制与界别代表制的矛盾，如何合理确定各党派、各界别、各方面的代表比例等，有许多可借鉴的东西。民主选举的运行方式和操作技术，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其工具性决定了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政党所用，也可以为工人阶级政党所用。比如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代表一半由选区选举产生，一半由各政党、联盟在全联盟范围内竞选、依得票多少按比例分配，这对我国解决两种代表制的矛盾无疑有重要启发。再如对待竞选问题，尽管我们很多人对选举引入竞争机制已似无疑义，也意识到竞选对提高代表和鼓励公民政治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仍有许多同志对其可行性或操作性持怀疑态度，或认为中国文化是含蓄内向的，不欣赏出头露面和个人咄咄逼人的竞争。其实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同是儒教文化传统的韩国、日本的情形，就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误解。重要的已不是论证是否需要竞争，而是探讨如何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引导竞争行为。
（三）关于民主选举的形式问题。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当然相当完美。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反作用于内容，好的内容要求以好的形式表达出来，好的形式可以更好地体现内容。在选举制度上，形式与内容几乎融为一体，交互作用。我国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选举制度、民主制度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采取较完善的表达形式。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没有民主的具体形式就不会有民主，民主的形式（包括程序、规则、方法等）是非常重要的。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选举制度的巨大努力，有很多都是从改革、完善具体形式展开的，任何忽视民主制度表达形式的思想都是不利于人大建设和选举制度的发展的。在提名候选人、酝酿正式候选人、候选人介绍、选举的程序、差额选举等很多方面，有许多具体的形式需要进一步规范、完善。
（四）关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从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法制的原则必将反映到政治领域，市场经济倒致的经济主体和利益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也必将反映到政治制度方面。后者反过来又反作用于前者。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搞活、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选举制度，有步骤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屋建筑关系的自觉运用。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经济文化条件也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本身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党必须领导人民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五）关于对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分析。显然，我们对民主选举的研究与分析是很不够的。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过去的有些观点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如我国民主选举的参选率和投票率是非常高的。参选率高固然说明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说明代表产生的广泛基础。但参选率适当降低也未必是坏事。高参选率的背后是否掩盖了部分选民敷衍草率、不负责任的现象。由于选举制度、机制、技术尚不完善，有的选民对候选人缺少足够的、全面的了解，难免出现斟酌、权衡后仍然难以选择的情形（这种情形在选举制度已十分完善的西方也很普遍），与其敷衍应付，不如弃权。这是对自己神圣权利的尊重，也是一个国家民主选举制度和公民民主意识成熟的反映。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完善提名机制、增加选举透明度、改革候选人介绍方式、调动选民参选热情等方面，作大量的工作。再如选举结果理应是人民意志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当然应该是最合理的、最能反映“民意”的。西方分析家一般是从选举结果判断选民的政治意愿、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政策走向、趋势等；我们却总是首先分析各种比例、结构（包括政党代表之比例）是否合理，显然是我国选举制度尚不健全、尚不合理的一种折射。

2. 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比较

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思想都有25个世纪的演化历史，本书沿着这条时间线路对两者作出比较研究，并采用了两种论述方式，即设置“同一时间段”和“相关概念范畴”两个板块进行比较。前一个板块的内容又从两方面定位。一方面，主要涉及：秦汉前后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唐宋元明时代中国的经济思想与中世纪西欧的经济思想；清及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与近代西方的经济思想；共和国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当代西方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主要涉及：比较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思想体系；古代、近代、当代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学说；中西方对经济问题的关注点的差异。后一个板块的内容也从两个方面定位。一方面，主要涉及：从比较哲学、比较经济哲学角度分析不同经济思想的形成；从比较经济政策角度分析经济思想的不同效应；从比较经济制度角度分析经济思想的时代个性。另一方面，主要涉及：文化比较反思；政治思维互动作用。本书在最后一个章节，对未来的中西方经济思想也作出必要的预测性研究。本书主张划分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性经济四个时段比较中西方经济思想，认为中西方经济思想是从唐代与西欧拉开距离，注意到中西文化中文明、宗教等因素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强调从短期看管理力量大于文化力量，从长期看文化力量大于管理力量。本书有助于读者思考中西方经济思想的异同，以及拓展到其他领域中相关的一些问题。

3.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对于西方经济发展大体系有哪些贡献？

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王见定    李颖伯

{摘要}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变量是以标量的形式出现的。本文提出：经济变量实质上是一种矢量。但又不同于物理学中的矢量，有其自身的合成规律。资源的有效配置其实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一种形式。本文以一些实例对经济矢量合成的法则进行说明，并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意义。（内容简介：经济学新理论）

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一个5吨的混恁土构件；一个缸的发动机、一个底盘、一个车身构成一辆轿车；一个显像管、一个复杂的线路和一个壳体构成一个精美的电视机；一个美容师半个小时的劳务加上对各种美容美发器械及化妆品的使用，产生了一个时髦的发型；一位外科大夫4个小时的手术以及四个同事的合作、医疗器械和各种药物的使用完成了一个心脏手术....这些都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事例。
混凝土4吨和1吨盘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变量，像这样既有大小又有一定流向的经济变量，我们定义为经济矢量。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了一个5吨的混凝土构件，可以看成两种经济矢量的合成。它们之间的比例是一定的，是由构件的用途决定的，而且这种比例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现在有5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也只能构成5吨的混凝土构件，多生产的1吨混凝土在这一组合中是无用的。这就是经济矢量的合成法则。这个法则对于不同的经济矢量之间是不同的。这种经经济矢量的合成可以在多个经济矢量中进行。例如一个发动机、二个车身、二个底盘也只能构成一辆轿车，其中的一个车身、一个底盘是多余的。以上例子已说明了经济矢量概念是客观的，也说明经济矢量是按一定法则合成而产生社会的综合效益。这种法则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取决于合成商品和劳务的质量要求，也取决于届时的生产水平。
通常，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见到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也可看成是一种经济矢量合成的实例，有效的含义就在于不进行多余的生产。当然一种商品和劳务是否是有效的，还取决于价格和周围的环境。例如：一辆奔驰轿车，就它的发动机、底盘、车身以及其他一切配套设施都是可以说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其10万美元的价格，相对一般市民来说，就不能说是完全有效的。而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却可以看成是一种有效的配置。或者就环境而言，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美国、西欧它可能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也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在那些经济正处在发展中乃至落后的地区，它就不能算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
世界上，任何国家，不管它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面临着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不同程度的无效开发和无效配置，将造成有效资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乃至经济危机。
近2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实质而言，就是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开发，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目前我国进行的下岗再就业工程实质上就是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活动。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某些地区、某企业、某产品基本上达到了某些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认为，当这种有效配置的覆盖面达到50%的时候，由于经济活动的惯性，全国经济将出现全面好转，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就一个地区而言，整个经济活动达到80%的有效将是非常理想的，100%的有效是不存在的，既使是在发达国家美国也至少有20%的无效生产，它需要通过调整，甚至破产来达到有效。
参考文献


{1}Samueclson and Nordhaus:“Economics”,12th,Ed,McGraw-Hillco.NewYorK,1985.
{2}Parkins:“Modem.Macroeconomics”，Prentice Hall,Canada,1980.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
{4}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店，1980.
{5}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店，1982.
{6}高鸿业、吴易乙：《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7}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第51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土耳其，1997.
{8}王见定、李颖伯：《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墨西哥，1998.
{9}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前沿科学，2008年第二期,北京,2008.

4. 简要论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异同

1、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联系：将国际公法规范按是否调整经济关系分为两类，其中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 
2、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区别： 
（1）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不同。国际公法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国际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经济组织、民间国际商务组织、国际商务仲裁机构以及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 
（2）调整对象不同。前者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非经济关系；后者则调整各类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3）法律渊源不同。前者主要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后者除了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外，还包括国际惯例以及各国国内涉外经济立法。

5. 西方经济

1. 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萌芽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 “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2.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3.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雏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4. 新古典经济学 

　　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该学派没有明确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一般认为其宏观经济学观点是：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除马歇尔外，早期还有英国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则有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属于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属于奥国学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维塞尔（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属于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属于美国学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5.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1929年10月24日，以纽约股市暴跌为起点，爆发了持续7年之久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在1933年3月4日就职后，立刻大规模干预经济，史称“罗斯福新政”（Roosevelt New Deal）。在此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严厉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有效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原理，主张由政府干预来拯救资本主义，人称“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弥合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分歧，遂形成所谓“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认为新古典经济学适用于经济繁荣状态，属于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适用于经济萧条状态，属于宏观经济学。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第1版）是这一学派形成的标志，1961年《经济学》第5版开始使用“新古典综合”一词。至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波尔丁1948年版《经济分析》一书第2版中。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因此政府应根据“逆经济风向行事”原则，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干预，以促进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增长。该学派的理论核心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1937年在《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文中最早提出，后来为美国经济学家汉森1953年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推广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汉森模型”（Hicks-Hansen model）。 

　　直到1980年代以前，新古典综合派一直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但由于不能解释1960年代通货膨胀和1970年代“滞胀”（Stagflation），受到了许多非凯恩斯主义流派的激烈指责，催生了“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 school）。非凯恩斯主义流派基本情况如下： 

　　（1） 货币主义学派（Monetarism）又称“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急先锋，其创始人及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50年代就开始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长期内存在“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当劳动市场在竞争中达到均衡时，由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实际因素决定的固有的失业率，包括自愿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和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等。自然失业率是保持零通货膨胀率的最低失业率，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短期内由于货币幻觉，实际工资（Real wages）暂时下降，厂商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但长期内，由于“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工人会要求提高名义工资（Nominal wage），引起实际工资和失业率回升，结果仅仅是通货膨胀（Inflation）。 

　　弗里德曼还提出“恒常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of consumption），认为消费者不是根据现期收入而是根据“恒常收入”来安排消费，因此短期内扩张性政策不可能刺激消费，再次否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 

　　弗里德曼认为“唯有货币最要紧”，主张“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Single-rule policy of money），即每年根据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按某一固定比例增加货币供给，以稳定货币，稳定经济，根除滞胀。而要稳定货币，就必须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纳（K. Brunner）在《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文中首次袋子使用“货币主义”一词。 

　　（2）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expectations school） 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穆思（John F. Muth）1961年发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一文提出“理性预期”概念，1970-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2001）进一步阐述，受到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华莱士（Neil Wallace）、巴罗（Robert J. Barro，1944-）等人重视。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根据相关信息对经济发展作出正确预测，即所谓“理性预期”。在存在理性预期并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前提下，人们将会预料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并采取相应对策，使之无法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和失业，即所谓“政策无效性定理”（Policy ineffectiveness theorem）。主张政府放弃干预经济，或实行公开的永久不变的政策。 

　　该学派还提出自然率假说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自然率假说（Natural rate hypothesis）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内在的动态平衡，外力可以暂时打破这一平衡，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平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由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朗恩（John Long）、普洛塞尔（Charles Plosser）等人提出，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随机波动现象，由技术、战争、人口、自然等实际因素对供给发生冲击引发，市场能够自动调整适应，无需政府干预。 

　　（3） 供给学派（Supply-side school）又称“里根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刺激总需求，使人们过度依赖政府，另一方面导致高税收，抑制企业家的积极性，影响供给，结果导致经济滞胀。该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Say's law），主张减税节支，减少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刺激企业家精神，促进供给。但实际执行时，“减税容易节支难”，造成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高外债等一系列恶果。 

　　供给学派又分“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前者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拉弗（Arthur. B. Laffer，1940-，又译“拉弗尔”、“拉菲尔”等）为主要代表，用“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为减税提供理论依据。后者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Stuart Feldstein，1939- ）为代表，提出“费尔德斯坦曲线”（Feldstein curve），认为：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条件下，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引起资本形成率下降，即财政赤字与资本形成存在替换关系；在保证资本形成率不变的前提下，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强调要靠资本积累和市场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干预来减轻社会弊病，代表作《美国税收刺激、国民储蓄与资本积累》。 

　　（4）新自由主义学派（Neo-liberalism）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仅指以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阵地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等，故又称“新奥国学派”、“新维也纳学派”、“伦敦-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等。 

　　该学派崇尚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强调个人无需服从任何人，只需服从法律，法治的关键在于保证个人自由。反对人治，认为人治导致权力被滥用，即使权力被思想高尚的人掌握，也会给社会带来祸患。主张思想自由，认为思想国家化是“真理的末日”。主张经济自由和私有制。对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认为是由于货币供给不足或投资过度造成的，市场能够自行调节，无需国家干预。对于1960-1970年代发生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认为是由于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使市场机制受到干扰，以及政府扩大财政赤字造成的。因此，主张“货币非国家化”，由私营银行提供竞争性货币。 

　　（5） 新剑桥凯恩斯学派（Neo-Cambridge school） 又称“凯恩斯左派”、“李嘉图学派”，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从收入分配角度着手，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而投资率取决于储蓄率，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储蓄率也分解为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与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两部分，当利润占的比重提高时，整个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必然伴随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财政干预政策，也反对自由放任政策，认为前者只强调充分就业，不问就业的具体内容，导致“繁荣中的贫困”；至于后者，则认为市场机制是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器，1930年代的大危机就证明了它的失败。对于货币主义者推崇备至的货币嗤之以鼻，认为货币与产量之间仅存在微弱的联系。最后，该学派主张通过税收和补助来消除社会收入不均等和阶级差别等改良主义措施。 

　　（6） 市场非均衡学派（Unequilibrium school） 以法国经济学家贝纳西（Jean-Pascal Benassy）等人为代表，认为均衡是偶然的，非均衡才是经常的。在非均衡条件下，经济运行遵循“短边法则”，即由最短缺的一边来决定经济变量的取值。现代宏观经济既可能由于总供给不足，导致“新古典失业”，也可能由于总需求不足，导致“凯恩斯失业”，新古典政策和凯恩斯政策都有用。 

　　（7） 新制度学派（Neo-system school）该学派主张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实际上囊括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该派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支以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和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另一支以美籍英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 ）为代表，主张自由放任。 

　　加尔布雷斯1973年出版《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提出“二元体系理论”（Dual economy system theory），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少数大企业组成的计划体系（Planning system）和大量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Marketing system）组成，计划体系实力雄厚，能支配环境，市场体系则只能受制于环境，政府通常偏袒计划体系，导致市场原则让位于计划原则，企业不再追求最大利润，而代之以稳定和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统统失灵。主张扶持小企业，抑制大企业，实现收入均等化。希望科技教育界培养一批有新观念的人进入国会，通过立法施行改革。 

　　缪尔达尔1944年发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一文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Theory of circular and accumulative causation），认为：社会经济诸要素之间不是均衡关系，也并非趋于均衡，而是一种循环累积运动，“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据此解释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的生活水平低下，认为二者互为因果，累积循环。后又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提出改良主义政策主张，包括权力结构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教育的改革等。 

　　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解释企业形成的原因，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认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则只要产权明晰，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来消除外在性现象，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8） 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1962年他与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22- ）合著《同意的计算》一书，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政府行为，认为：政治家是理性经济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政治活动就是许多不同利益集团出于自利动机进行的交易。政治交易通常通过一定的投票规则进行决策，在民主前提下，政府的决策会反映“中间投票人”（Median voter）的利益，但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政府的决策往往倾向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而特殊利益集团则会有意识地影响政府决策，从中谋取好处，即所谓“寻租”（Rent seeking）。政府的职责本来是代表公共利益，弥补市场机制不足，提供公共物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导致“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或“公共失灵”（Public failure）。因此，对现行民主制度表示怀疑，主张按市场机制思路，完善政府规则，防止滥用权力。经济方面，主张有规则的经济政策，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干预。 

　　6.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新动向 

　　199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新发展阶段，帕金（M. Parkin）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学的曼昆和萨墨斯，麻省理工学院的布兰查德和罗泰姆伯格，哥伦比亚大学的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1940-）和耶伦，威斯康辛大学的格特勒，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伯南克等。主要特点：（1）强调政府有用；（2）强调用微观经济学原理解释宏观经济现象；（3）加强了对市场垄断势力、价格歧视、信息不对称、外在经济、博弈论、委托-代理关系、公共物品等现象的研究；（4）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取代IS-LM模型；（5）各流派融合发展。

6. 西方经济

利润Q=TP-TC=640Q-Q^3+20Q^2-240Q=-Q^3+20Q^2+400Q.
最大利润函数的导数为Q‘=-3Q^2+40Q+400,此时，当Q=20的时候，Q’=0，此时最大利润为TP-TC=12800-4800=8000.

7. 西方经济

假定产品价格为p
利润pi=p*Q-wL-kK=p*Q-15L-30K
对于1阶导数最优化：
pil'=p(20-12L)-15=0
pik'=p(20-12K)-30=0
得到K=(5+12L)/2
带入成本方程TC=15L+30K=660
解出L=3，K=20.5

厂商应该购买3个劳动力，20.5个单位的资本品。

8.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际和国内原因是什么

一、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际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这种冲击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面临难得的国际环境机遇。 
(一)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有外部压力，但也存在将外部压力转变为动力的机遇。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从根本上说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性主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压力，但也存在将外部压力转变为动力的巨大机遇。……
(二)中国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附性和所处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状担忧。以产品内在国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新国际分工体系既强化了中国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附性，又凸显了中国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地位的长期低水平徘徊。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乃当务之急。新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仍处于“微笑曲线”谷底，面临全球生产网络的“融入陷阱”和国际价值链的“提升陷阱”，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根本性挑战。 
(三)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新国际分工体系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既引发新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又使各国同时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各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面临重新洗牌。在后危机时代新国际分工格局嬗变的过程中，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必由之路，也面临难得国际环境机遇，如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定将事半功倍。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分工体系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使新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形成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各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也将面临重新排位。在后危机时代及新国际分工格局的重构过程中，各国将同时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难题。所有这些都将使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际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和有利。
二、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内背景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不适应性和内在缺陷正在日益凸显,不仅经济发展方式本身不可持续,而且也不能适应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根本性转变的形势。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压力正在转化为内在动力。 
(一)外源性、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自身的缺陷日益显现。
(二)外源性、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不适应性正在凸显。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部压力正在转变成内在动力。
受字数限制，上述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