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怎么样的人

1. 杜甫是怎么样的人

　　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巨大的变化。到长安，目的是求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 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未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2. 后人对杜甫的评价

一、清代彭定求等：
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全唐诗》）
二、近代鲁迅：
①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
②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名人·杜甫》）
三、现代诗人[美]肯尼斯·雷克斯罗斯：
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中华五千年文学家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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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最喜欢的作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杜甫 （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

3. 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愤怒的一代,在美国历史上各是咋出现的?肯请帮忙

1、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又称迷失的一代，是美国文学评论家格特鲁德·斯坦因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美国一类作家的总称。他们共同表现出的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失望和不满。
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这一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完全不再适合战后的世界，可是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生活准则。他们认为，只有现实才是真理，可现实是残酷的。于是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和感官行事，竭力反叛以前的理想和价值观，用叛逆思想和行为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
2、垮掉的一代/或称疲惫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
这一名称最早是由作家杰克·克鲁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的。在英语中，形容词“beat”一词有“疲惫”或“潦倒”之意，而克鲁亚克赋予其新的含义“欢腾”或“幸福”，和音乐中“节拍”的概念联结在一起。
垮掉的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美国的文学流派。该流派的作家都是性格粗犷豪放、落拓不羁的男女青年，他们生活简单、不修边幅，喜穿奇装异服，厌弃工作和学业，拒绝承担任何社会义务，以浪迹天涯为乐，蔑视社会的法纪秩序，反对一切世俗陈规和垄断资本统治，抵制对外侵略和种族隔离，讨厌机器文明。
他们永远寻求新的刺激，寻求绝对自由，纵欲、吸毒、沉沦，以此向体面的传统价值标准进行挑战，因此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有金斯堡及其作品《嚎叫》。
“垮掉的一代”实际上是“迷惘的一代”的对照。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这个称谓来自美国著名作家斯泰因为《太阳依旧升起》题的一句辞——“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迷惘的一代”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包括海明威在内），他们之所以对生活失去信念是由于战争的创伤，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失去对人性的渴望。
在西方文学领域，“垮掉的一代”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
3、愤怒的一代
原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流派。该派均为青年作家，他们以虚无主义态度否定一切，要求摆脱一切传统束缚，拒绝承当任何社会和家庭义务，追求所谓“绝对自由”的生活：吸毒、酗酒、偷窃、同性恋等。在艺术上则主张抛弃传统手法，提倡随意发挥。
其作品形式上大多支离破碎，内容上消极颓废，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美国社会的反叛。后指对现实不满而又无所作为、甚至沾有恶习的颓废青年人。 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艾伦·金斯堡《嚎叫》、威廉·博罗斯《裸体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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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时期的主流文化曾不顾一切的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牢靠的文化新秩序，然而在知识界却有一股强大的潜流抵制这种强硬的文化秩序，他们追求自发的艺术创作，反对扼杀人们心灵的力量，他们怀有渴求无序、狂欢状态的浪漫主义情怀。
“垮掉的一代”就是这一潜流的代表，然而他们却不是这一运动的唯一参与者。在杰克·克鲁亚克写作“无意识散文”之前，就有许多艺术家开始追求摒弃规则的自我表达方式。比如宣扬即兴创作的爵士乐，以及所谓“抽象表现主义”者的创作等。
同时，战后还有许多其他艺术家对现有的文化规则持鄙视态度，他们反对社会秩序压抑天性和自我表达。例如作曲家和作家约翰·凯奇以及画家罗伯特·罗森堡等。威廉·博罗斯在出版《裸体午餐》之后开始采用布利翁·吉辛的“切碎”技巧写作，这一技巧和凯奇的“机会操作”技巧十分相似。
“垮掉派”文人并不是战后实验性文学创作的唯一实践者。许多其他小流派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包括：
“愤怒的青年”是战后出现在英国的一个流派，人们经常将其和“垮掉的一派”互相比较；
“黑山诗人”；
“旧金山文艺复兴派”可以看作是从“垮掉的一代”中衍生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流派。
在西方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对“垮掉的一代”产生了影响。英国18世纪诗人威廉·布莱克对艾伦·金斯堡的影响非常显著，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风格在金斯堡的诗作中也得以体现。
杰克·布莱克的小说《必败无疑》对威廉·博罗斯的影响非常显著。法国意识流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在“垮掉派”文人中广泛传播，很可能是克鲁亚克卷帙浩荡的自传的灵感来源。
还有一些其他作家和文学流派对“垮掉派”产生了影响，包括亨利·大卫·梭罗、意象主义诗人、所谓的“客观主义”作家亨利·米勒等。这些影响体现在：
盖瑞·施奈德早期曾阅读埃兹拉·庞德的作品，并因此对日本和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经鼓励“垮掉派”文人创作，并为金斯堡的《嚎叫》撰写前言。
庞德对艾伦·金斯堡和旧金山文艺复兴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尔达·杜利德对罗伯特·邓肯诗风的形成至关重要。雷克斯罗斯曾经和“客观主义”作家共同出版作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垮掉的一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迷惘的一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愤怒的青年

4. 什么是垮掉的一代

　　一、由来

　　“垮掉的一代”英文为“Beat Generation”，最早出现在1948年杰克·克鲁艾克与小说家约翰·克莱隆·赫尔墨斯的一次对话中，后者在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文章里采用了《这是垮掉的一代》的标题，此后，“垮掉的一代”的称谓才借助各种媒体流传开去。“垮掉的一代”实际上是“迷惘的一代”的对照。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这个称谓来自美国著名作家斯泰因为《太阳依旧升起》题的一句辞——“你们是迷惘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包括海明威在内），他们之所以对生活失去信念是由于战争的创伤，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失去对人性的渴望。“垮掉的一代”则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用“垮掉的一代”作为称谓也表达了公众对他们的失望和不满。


　　二、简史

　　严格意义上的“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博罗斯于40年代在纽约相遇，格雷戈里·柯尔索（1930年－2001年）在50年代加入了这个阵营。50年代中期，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盖瑞·施奈德、劳伦斯·费尔林希提、迈克尔·麦克鲁尔、菲利普·沃伦和卢·韦尔奇等也加入“垮掉派”阵营。
　　除上述重要作家外，“垮掉的一代”中还有一些看上不那么显赫的参与者，这些人的参与在不同程度上为“垮掉派”作家提供了丰富的主题。例如赫伯特·汉克，是博罗斯于1946年结识的一个瘾君子小偷；哈尔·切斯是丹佛市的人类学者，他在1947年将尼尔·卡萨蒂（1926年－1968年）介绍至这个团体中。
　　“垮掉的一代”中一些女性作家经常被人们忽略，而这些女性对此流派风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要的女性“垮掉派”作家包括伊迪·帕克和琼·沃尔莫。她们的公寓位于曼哈顿上西区，是“垮掉派”作家们聚会的沙龙，被泰德·摩根称为“前六十年代公社”，琼·沃尔莫本人也是“垮掉派”作家文学讨论的重要参与者。
　　威廉·博罗斯于1914年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是“垮掉的一代”中最为年长的作家。在圣路易斯时，博罗斯与大卫·卡默尔相遇，由于两人都具有同性恋倾向，因此关系十分密切。
　　大卫·卡默尔深深迷恋一个名为卢申·卡尔的年轻学生。当卡尔离开故乡去外地求学时，卡默尔开始跟随他在美国国内辗转游历。后来，两人在芝加哥再次与博罗斯相遇。1943年，卡尔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卡默尔和博罗斯都跟随他来到纽约。在那里，卡尔结识了杰克·克鲁亚克和艾伦·金斯堡，并把这两人介绍给威廉·博罗斯认识。
　　1944年，卡尔在一场口角中用匕首杀死了卡默尔。事情发生在哈得孙河旁的一个公园内。卡尔杀死卡默尔之后，将他的尸体丢进河水中。卡尔不慎杀死卡默尔很可能是一种自卫行为，尽管当时并没有第三者在场。事后，克鲁亚克帮助卡尔处理了作案的工具。然而第二天，卡尔就到警局自首，而克鲁亚克则被指控协从犯罪而被捕。后来，克鲁亚克在他的作品《杜罗兹的空虚》中写到了这一事件。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小镇与城市》中也曾对此事有所影射。
　　博罗斯一直非常渴望能够体验犯罪行为的感受。他曾有意识的和罪案频发的纽约地铁保持联系，参与过贩卖盗来物品、致幻毒品，并有超过十年的吸食鸦片的历史。博罗斯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赫伯特·汉克的。汉克是一个三流的小偷和吸毒者，经常在时报广场周边活动。
　　汉克在“垮掉派”作家眼中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金斯堡曾说过，“垮掉派”作家追求所谓的“最高真实”。而在他们眼中，来自社会底层的汉克的生活中包孕着他们这些来自社会中上阶层的人们所无法体会到的真实。
　　然而，这个松散的组织从成立开始就麻烦不断。1949年，金斯堡就开始官司缠身（他的家中堆满了偷来的东西，他本人也曾驾驶过一辆载满偷窃脏物的汽车，等等）。为了摆脱麻烦，他声称自己精神错乱，并被暂时送进一间精神病院。在那里，他邂逅卡尔·所罗门，一个比精神病人行为还要古怪的人。在他的影响下，金斯堡开始热衷于做一些自觉的“疯狂之事”。比如，他会从餐厅偷来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把自己的“胜利成果”给保安看。结果是可以预想的——金斯堡被医院当作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对待。他们对他实施胰岛素休克疗法。如果金斯堡在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并不是个真正的精神病人，那么在这种残忍的治疗方法中他的精神比以前失常得多了。这段经历在他的名诗《嚎叫》中得以体现。所罗门获释之后，曾经担任金斯堡的联系人，帮忙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瘾君子》。然而不久，他就因再次犯病而被送回精神病院。
　　1947年，尼尔·卡萨蒂的加入也给这个集体带来了不少麻烦。很多“垮掉派”成员都对他十分迷恋。金斯堡曾经和他有过恋情，克鲁亚克曾在40年代末期和他一起进行公路旅行，这些都成为他的名作《在路上》的重要素材。卡萨蒂本人并不是作家，然而很多“垮掉派”作家却在和他通信的过程中吸取了他的自由散漫的语言风格，克鲁亚克曾声称这对他创作《在路上》所采用的“无意识写作”的技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在路上》里，卡萨蒂变成了“迪安·莫里艾蒂”，并被克鲁亚克写成了一个具有文化表征性质的典型人物：一个性格狂野的瘾君子，经常身无分文，藐视传统道德，但疯狂的热爱生活。
　　由于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延迟了很多年才得以出版，这经常会引起人们的困惑。《在路上》是克鲁亚克在1952年完成的，大致和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出版《走》和《这就是垮掉的一代》同一时期。然而这部作品叙述的背景却早于这一时期，主要是发生在40年代后期的事。由于这部小说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因此许多人都误以为小说讲述的是50年代末期的事。
　　《在路上》的写作过程和这部小说本身一样具有传奇色彩。写作《在路上》时，克鲁亚克速度非常快。他没有使用普通的打印纸，而是使用成卷的电报用纸，是因为他不想因为常常换纸而被迫中断自己的思路。克鲁亚克的座右铭是：“最原初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他坚持绝不修改已经写完的文稿。然而后世有些评论家却认为克鲁亚克本人并没有严格的遵守这个戒条。
　　1950年，格雷戈里·柯尔索结识了金斯堡。彼时金斯堡正沉迷于柯尔索在因偷窃罪而入狱期间所写的诗歌。自此，柯尔索成为“垮掉的一代”四位核心人物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提及这一流派，艾伦·金斯堡、杰克·克鲁亚克、威廉·博罗斯和格雷戈里·柯尔索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然而后来评论界对柯尔索的兴趣逐渐淡弱。柯尔索的第一部著作是《受惊的处女及其他诗作》于1955年出版。
　　50年代，“垮掉派”作家们和旧金山地区的作家们有过很多交流，金斯堡、柯尔索、卡萨蒂和克鲁亚克都曾在旧金山暂居。拥有名为“城市之光”的出版社和书店的劳伦斯·费尔林希提以及年纪较长的诗人雷克斯罗斯是这批作家的核心人物。雷克斯罗斯的公寓后来成为“周末夜晚文学沙龙”，他本人还主持过1955年著名的“六画廊读书会”，在这场读书会上金斯堡的诗作《嚎叫》第一次亮相。
　　“六画廊读书会”的另一重要性体现在它影响了克鲁亚克小说《达摩浪人》的创作。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就是受读书会上另外一位诗人盖瑞·施奈德的影响而激发的。大部分“垮掉派”作家都出生于大都市，而施奈德则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历。此外，他还曾经接受过文化人类学的教育，并通晓一些东方语言，因此他成为“垮掉派”作家眼中极富魅力的“异端”。劳伦斯·费尔林希提曾经称呼他为“垮掉派中的梭罗”。《达摩浪人》的主题之一就是佛教，以及克鲁亚克和施奈德对其截然不同的态度。毫无疑问，《达摩浪人》极大的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佛教的兴趣。


　　三、“垮掉的一代”中的女性


　　在“垮掉的一代”诞生早期，女性参与者的作用微乎其微。有些人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性别歧视。琼·沃尔莫是早期“垮掉派”重要的女性参与者，在同代人眼中她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且风趣幽默的女人。然而她本人并不是作家，从未出版过任何作品，也没有人以她为。她在这一流派中最重要的身份是威廉·博罗斯的妻子。她死于一场意外的枪械走火事件。
　　格雷戈里·柯尔索声称“垮掉派”中有很多女性参与者。他尤其提到了自己在1955年年中认识的一个女人霍普·萨瓦奇（也被称为“苏拉”）。就是这个女人给克鲁亚克和金斯堡讲过中国古代诗人李白的故事，而且她也是“垮掉派”作家在东方宗教领域的启蒙老师。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一说法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尽管在1954年克鲁亚克写给金斯堡的信中的确提到了很多关于佛教的著作。
　　柯尔索认为在那个时代女性想要过和其他“垮掉派”作家一样过吉普赛人似的流浪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群体在普通人眼中是疯子的代名词，被粗野的排斥在主流文化视野之外。
　　尽管如此，“垮掉派”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出色的女性作家，例如乔伊斯·约翰逊、卡罗琳·卡萨蒂、海蒂·琼斯、乔安娜·凯格尔以及戴安·迪·普利玛等。此外，也有很多70年代的非“垮掉派”女性作家深受这一流派的影响，例如简宁·波米·维加和帕蒂·史密斯等等。


　　四、“披头族”形象

　　在英语中，“披头族”（beatnik）一词用于描述“垮掉的一代”的参与者，这一称呼是赫博·卡恩在1958年4月2日于《旧金山编年史》中首次发明并使用的，最开始是个贬义词，是从当时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sputnik”演化而来，用于讽刺“垮掉派”文人，表明他们既不合时宜，且和共产主义之间有某种亲缘关系。后来，这个词汇成为这样一类人的代名词：一群留着山羊胡子、头戴贝雷帽、玩手指鼓的且被一群穿着黑色连衣裙的舞女包围着的男人。
　　在这一时期，“披头族”的形象在电视上也有所体现。在1959年至1963年期间播出的电视节目《多比·吉利斯》中，由鲍勃·丹佛扮演的人物梅纳德•克莱布斯就是典型的“披头族”形象。50年代中期一些著名电影演员的银幕形象也具有“披头族”的特征，比如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等。这些人形象特点是青春四溢、行为举止不合常规，具有反抗气质。1959年，好莱坞电影《垮掉的一代》可以看作是对种亚文化现象的感性诠释。
　　“披头族”的形象在当今的一些电视节目中也有体现。比如在大热卡通《辛普森一家》中，奈德·弗兰德斯父母就是典型的披头族形象。在卡通片《道格》中主要人物道格的姐姐朱迪的言谈举止就具有披头族的特征。


　　五、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尽管“垮掉的一派”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流派，但这一流派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影响却是强大而深远，其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几个作家或作品上。
　　从很多角度上看，“垮掉的一代”都可被视为美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支“亚文化”。“垮掉派”文人是二战之后质疑和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态度和观点影响了后世的人们对文化的理解。
　　“垮掉派”文人对体验各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有浓厚的兴趣（例如放纵的性爱和吸毒等）。他们也是美国知识阶层中权威和主流文化最激烈的挑战者。许多“垮掉派”文人对东方文明充满兴趣，他们在西方传播了关于禅宗和佛教的种种知识。
　　以下是艾伦·金斯堡于1982年冬天出版的《什么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些引言：
　　对于“垮掉派”在艺术上的主要作为可以作出如下描述：
　　支持精神自由和性解放（或性自由）。例如同性恋权益的自由、男女平等、黑人权益、反对年龄歧视的“格雷·潘瑟运动”等。
　　支持文学作品不受检查制度危损的自由。
　　支持大麻和其他毒品合法化。
　　支持摇滚乐吸收蓝调因素并施行节奏革命。事实上，美国50－60年代的一些摇滚巨星如甲壳虫乐队和鲍勃·迪伦等都曾深受“垮掉派”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主张普及生态保护意识。最早提出这一理念的是盖瑞·施奈德和迈克尔·麦克鲁尔，他们提出了“洁净行星”的概念。
　　反对军事－工业文明。博罗斯、汉克、金斯堡和克鲁亚克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对这一文明类型的厌恶。
　　克鲁亚克提出“第二信仰”的概念。
　　反对全国性的政府权威，维护地方文化。
　　尊重本土文化和原住居民。克鲁亚克在《在路上》中曾提出口号“这个地球是印第安人的”。
　　“垮掉的一代”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在路上》中的一句名言来解释：“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


　　六、“垮掉的一代”在中国
　　凯鲁亚克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但并不是那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作品的文学成就远不及他文本的文化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
　　凯鲁亚克继承了1920年的“迷惘的一代”的怀疑与反叛精神，并得到了前辈作家马尔科姆·考利的支持，但不同的是，30年后的凯鲁亚克不是远赴欧洲，进行一次文学的奥德修斯之旅，以寻找精神的家园，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在禅宗大师、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中寻找精神的寄托。《达摩流浪者》的卷首语上就清晰地标明：“谨以此书献给寒山子。”由此，寒山的许多诗歌也在《达摩流浪者》中出现。
　　中国读者最早接触到“垮掉的一代”，应该是诗歌界，尤其是80年代的中国地下诗歌运动——无论莽汉主义，还是口语派，多少都受过金斯伯格《嚎叫》的影响。1990年华东师大的研究生陶跃庆、何晓丽译出《在路上》，1996年，李斯的《垮掉的一代》问世，1998年文楚安译的《在路上》和其后陆续出版的《金斯伯格诗选》、《垮掉的一代及其他》等相继在中国文艺青年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年，凯鲁亚克从东方的禅宗中学习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而今，中国的青年更感兴趣的则是其反抗的姿态和不顾一切的无所谓的决绝。
　　阿米里·巴拉卡曾说过：“所谓‘垮掉的一代’是指一群来自不同国籍的人，这些人得出结论，以为社会这个东西很扯淡。”而这一点，就是户籍制度开放、允许人员自由流动后的中国90年代的文艺青年的第一感受。由此，中国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艺术家在学习西方艺术与文学的营养时，和早年的“先锋派”完全照搬某个作家、某种风格不同，他们更多地吸收了多个作家不同的营养，并创立出自己的写作风格——虽然杂乱，不够纯粹，但却足够惊世骇俗。
　　韩东、朱文，一度被视为“游走的一代”，断裂后的突围、用解放了的欲望来充当反文化的利器是他们在文坛上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美女作家们则标榜“身体写作”，无论是卫慧的《上海宝贝》，还是周洁茹等新生代作家，都是以自己身体对世界改变后的感觉为写作经验，而同样地，这些作家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与凯鲁亚克在60年代的美国一样。
　　同时，自叙传的写作方式，也在凯鲁亚克的带动下成为新生代中国作者所普遍采用的创作方式。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以个人经验为题材的叙事方式，有自传的回顾与总结，随笔的轻盈与从容，日记的私密与幽暗，同时融合了小说(novel)、自白(confession)、剖析(anatomy)和传奇(romance)的特点——它可以将虚构的故事、随意的絮语、内心的独白自由组合，使得真实与虚构相互交织，“善”与“恶”相互转化，并将自己的叙述、言说、幻觉交织在一起，使一个原生态的自我彻底地展现出来。这种写作方式，应该说是20世纪文学在脱离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之后，“向内转”之后的新的创作潮流。
　　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凯鲁亚克对中国年青一代的作者最大的影响，似乎已不再是他对生活的思考、对意义的追寻，以及对西方人眼中的禅和寒山的诗感到好奇；也不是“自发式写作”“狂野散文”的张力与神秘；吸引大批80后的应该是其传说中的写作姿态——似乎写作可以凭灵感一蹴而就，无需准备、无需技巧。而这一点，使众多的文学青年找到了进入文学殿堂的方便之门，在网络普及，写博客风行和人人都有5分钟机会成名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在网络写手看来，凯鲁亚克能够在一张打字纸上连续三个星期写完一部几十万字的、名列世界文学名著的长篇，可见，以往的“创作谈”不过是故弄玄虚，现在的批评家也只是在无病呻吟。
　　事实上，在最新版的《在路上》中，企鹅版的导言说明了《在路上》的出版过程，其间，必要的删节与修改当然是必不可少。维京出版社的编辑曾几费周折对文稿进行编辑才获得通过，然而，出版方却只是对外宣称作品是作者三星期的打字稿，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高明的营销办法。至于这种口号对后世中国网络文学青年的影响，自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中。2003年，颜峻、尹丽川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梁永安的译本制作了《达摩流浪者》的简体中文版样书，附有翻译家文楚安先生的序言、颜峻的编后记以及第一批读者的读后感。那是在对凯鲁亚克比较了解后还依然喜欢凯鲁亚克的一批愤青。书籍的装帧设计粗陋，但字里行间的激情却依然令人感动——作为向前辈作家致敬和同辈好友的馈赠的礼物，此书一出现在地摊上，便总有人收购——毕竟，这世界上总有人年轻，总有人会热泪盈眶。


　　七、向“嬉皮士”时代转变


　　在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化分支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活跃于40－50年代的“披头族”们开始被更加活跃的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群体所替代，这一族群的名称也被改为“嬉皮士”。
　　当然这种转变是次第完成的。在60年代，很多“垮掉派”文人仍然非常活跃，比如艾伦·金斯堡，他在反越战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和他旗鼓相当的另一“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鲁亚克却逐渐淡出这一运动。他在60年代和金斯堡决裂，并将60年代的抵抗贬斥为“恶毒的新托词”。
　　“垮掉派的一代”对60年代的抵抗思潮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例如，摇滚明星鲍勃·迪伦和艾伦·金斯堡关系就非常密切。
　　依照艾德·桑德斯的说法，从“披头族”到“嬉皮士”的最终转变的标志是1967年旧金山金门公园的抵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艾伦·金斯堡、盖瑞·施奈德和迈克尔·麦克鲁尔高唱圣歌，带领游行的人群。
　　桑德斯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披头族的荣耀》中曾如此追忆：
　　我们怀念“披头族”。尽管我们从来不用这个词来描绘自己，但我们是如此热爱它。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披头族混编队”在南方三K党的地盘上进行抗议民权运动游行了。现在我们都变成了“混蛋嬉皮士”。
　　事实上，“披头族”和“嬉皮士”在风格上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披头族”多半喜欢昏暗的色调和深色的服饰，留山羊胡须；而“嬉皮士”则喜欢具有迷幻风格的艳丽色彩，蓄长发。“披头族”以“冷漠、抑制情感”而著称，而“嬉皮士”则追求“玩绚”，竭力表现个人特色。
　　两者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外表上。例如，“披头族”通常对政治漠不关心，而“嬉皮士”则热衷于参加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盖瑞·施奈德在1974年的一次访谈中曾说：
　　下一个关键点是卡斯特罗攫取古巴政权事件。不关心政治的“垮掉派”的观点随着事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在进行中时曾在和平主义者中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然而在卡斯特罗胜利之后，这些人的想法又发生改变了。许多人改变了和平主义立场，或者重新审视“和平主义”这一概念。于是这场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革命”便显得不那么可怕了……
　　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足以促进更加持久或巨大的变革，毕竟这是在50年代，一切仍很荒凉。所以我们的那些充满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色彩的选择使得我们担心自己的观念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甚至没人愿意倾听我们的言论。然而这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一种充满诗意的、道德上的选择。然而很快，卡斯特罗改变了这一切，马丁·路德·金改变了这一切。


　　八、历史语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时期的主流文化曾不顾一切的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牢靠的文化新秩序，然而在知识界却有一股强大的潜流抵制这种强硬的文化秩序，他们追求自发的艺术创作，反对扼杀人们心灵的力量，他们怀有渴求无序、狂欢状态的浪漫主义情怀。
　　“垮掉的一代”就是这一潜流的代表，然而他们却不是这一运动的唯一参与者。在杰克·克鲁亚克写作“无意识散文”之前，就有许多艺术家开始追求摒弃规则的自我表达方式。比如宣扬即兴创作的爵士乐，以及所谓“抽象表现主义”者的创作等。
　　同时，战后还有许多其他艺术家对现有的文化规则持鄙视态度，他们反对社会秩序压抑天性和自我表达。例如作曲家和作家约翰·凯奇以及画家罗伯特·罗森堡等。威廉·博罗斯在出版《裸体午餐》之后开始采用布利翁·吉辛的“切碎”技巧写作，这一技巧和凯奇的“机会操作”技巧十分相似。
　　“垮掉派”文人并不是战后实验性文学创作的唯一实践者。许多其他小流派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包括：
　　“愤怒的青年”是战后出现在英国的一个流派，人们经常将其和“垮掉的一派”互相比较；
　　“黑山诗人”；
　　“旧金山文艺复兴派”可以看作是从“垮掉的一代”中衍生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流派。
　　在西方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对“垮掉的一代”产生了影响。英国18世纪诗人威廉·布莱克对艾伦·金斯堡的影响非常显著，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风格在金斯堡的诗作中也得以体现。杰克·布莱克的小说《必败无疑》对威廉·博罗斯的影响非常显著。法国意识流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在“垮掉派”文人中广泛传播，很可能是克鲁亚克卷帙浩荡的自传的灵感来源。
　　还有一些其他作家和文学流派对“垮掉派”产生了影响，包括亨利·大卫·梭罗、意象主义诗人、所谓的“客观主义”作家亨利·米勒等。这些影响体现在：
　　盖瑞·施奈德早期蹭阅读埃兹拉·庞德的作品，并因此对日本和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经鼓励“垮掉派”文人创作，并为金斯堡的《嚎叫》撰写前言。
　　庞德对艾伦·金斯堡和旧金山文艺复兴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尔达·杜利德对罗伯特·邓肯诗风的形成至关重要。
　　雷克斯罗斯曾经和“客观主义”作家共同出版作品。

5. 雷克斯罗斯的诗句中常借中国古诗中?意象来表达离别和思念

雷克思罗斯的诗中常借中国古诗中（月亮)这一意象来表示离别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