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张伯驹与风华绝代女子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1. 民国四公子张伯驹与风华绝代女子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一天，打开电视正赶上某个鉴宝栏目，宝主带来一幅潘素的青绿山水画，买主砸价时颇为不屑：“潘素不过是借着名媛的名气，她那些东西我也画得出来！”
评议席上一向宽容敦厚的老专家显出了难得的揶揄：“潘素的画，你肯定画不出。三份功夫在画里，七分在画外，哪是三两天的功夫。”
点评得买主一脸尴尬。
真正的名媛绝不会大喇喇地以名媛自居，不会全身布满Logo的名牌，更不会在微博认证上来一句“京城名媛”招致一片嘲讽。
真名媛成竹在胸，见识过人生的瑰丽，却难得一颗平常心，进退自如，荣辱自知，背后还带着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就好像潘素。
她的经历当真如同一部章回小说，起承转合，气象万千
她曾经是苏州名门千金，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原名潘白琴，也叫潘慧素。幼年时期，大家闺秀的母亲沈桂香，聘请名师教她音乐和绘画，所以，她弹得一手好琵琶，绘画功底也扎实。
十三岁时母亲病逝，她被继母王氏，卖到上海的妓院。
如此冰火两重天的际遇，她却拾掇起无端的愁绪，铺展出别样洞天。
所以，每逢想到潘素，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手臂刺花的妍丽奇女子，游刃草丛的场景，想着那俗世的欢腾和肆意的热闹，还有她置身其中却不沾染半分俗气的玲珑，虽然身世堪伤，却和“红颜薄命”扯不上半分关系，甚至还带着违和的喜感，不禁抿嘴偷乐
伯驹出身豪门，玉树临风，面若旦角，眉如柳叶，天然一段风情，全蓄注在一双丹凤眼中。竟也是，贾宝玉的骨子，纳兰容若的脾性，不顾双亲反对，退出军界，厌倦功名。从此，读书、唱戏、写字、古玩、耽美在名士圈，名副其实一个京城大公子

2. 民国四公子的张伯驹

基本信息张伯驹（1898（戊戌年）—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中国第一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的表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地名）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力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文化奇人张伯驹先生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当初仅为爱好，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等等，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张伯驹先生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艺术，建国初期，张伯驹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直至临终前，还对中国韵文学会筹备事宜念念不忘。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张伯驹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何止这个数目 ，他的大儒景行、菩萨慈行、高道善行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3. “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的有着怎样的收藏故事？

1927年，张伯驹收藏了第一件墨宝——康熙皇帝的御笔横幅《丛碧山房》，因张伯驹住处好植蕉竹花木，从此以“丛碧”为号，开启了收藏之路。
一、西晋陆机《平复帖》
张伯驹害怕《平复帖》被盗买，便委托阅古斋韩君转告溥心畲，不要再使其流出国外，如果愿让，张伯驹可收，如果溥心畲急需用钱，也可以此帖抵押。1937年，叶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委托张大千致意溥心畲，以6万元求让。溥心畲仍要价20万，未成。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张伯驹原想以《平复帖》作抵押借给溥心畲1万元。第二天，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心畲现下只要价4万元，不如直接买下。于是，张伯驹年前先付了2万元，余款分2个月付完。《平复帖》由傅增湘转交张伯驹，并题跋于其后。那时白坚甫打算买下《平复帖》转售日人，20万的价格也是很容易的，但《平复帖》已到张伯驹手中。
二、隋展子虔《游春图》卷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到了马霁川手里，要价800两黄金。此卷在《宣和画谱》中有著录，为存世最古的画迹。张伯驹和于思泊去找马衡，告诉他此卷必应收归故宫博物院，院方应先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然后议价。如果院方经费不足，张伯驹愿代为周转。但马衡没有同意。张伯驹只得自己出面购藏，警告厂商，此卷有关历史，不能出境，以致流出国外。后由墨宝斋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220两定价。那时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不得不售出所居房产付款。一个多月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询此卷，愿意花四五百两黄金买这幅画，马霁川悔之晚矣。
三、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
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是1950年经琉璃厂论文斋靳伯声的弟弟在东北收到，持来北京。秦仲文告诉张伯驹这卷书法在惠孝同手中，担心他知道了以后一定会买。但张伯驹问惠孝同的时候，得知他并没有留，已被靳带去上海了。张伯驹急忙托马宝山追寻此卷，不到一个月就被追回，狂喜的张伯驹花了5000多将其买下。
在1960年以前，张伯驹所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便有117件，虽然数量并不庞大，但却涵盖了中国的历代书画史。其中唐代及以前的书画珍品6件，宋代书画13件，元代书画11件，明代书画40件，清代书画47件。除了上述几件，李白《上阳台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等藏品也堪称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煊赫巨迹。

4. “民国四公子”张伯驹：39岁时纳妾 小自己18岁

 1)他叫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别号丛碧馆主。河南项城人。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之子(过继，生父张锦芳)，张镇芳与袁世凯有戚谊。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张伯驹天性聪颖，有神童之誉。幼年入私塾，又接受新学教育，小学毕业后跟随父亲来到北平，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做到旅长——最终因不满军阀腐败生活离开军界，协助父亲打理银行业务，却发现自己对银行事务不感兴趣。
  2)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花园内。寓所原为李莲英旧墅，原址在今北京西四附近。张伯驹别号“丛碧”亦由此而来。
  3)1927年，将近而立之年的张伯驹倾心于收藏字画，为了珍贵文物不外流，不惜一掷千金。收藏过的重要古代书画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诗人李白的《上阳台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的《山居图卷》等等。他曾说，“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出外国。”
  
   
  4)王世襄曾向张伯驹借阅《平复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张伯驹回答：“你拿回家看去吧。”放了一个多月，王世襄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图为西晋陆机《平复帖》。
  5)1935年，39岁的张伯驹，纳小自己18岁的潘素为妾。在张伯驹的大力栽培下，潘素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画作常常有张伯驹的诗词书法，可谓是珠联璧合。为收购展子虔的《游春图》，不惜把房子(李莲英旧墅)变卖，购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时，潘素变卖自己的首饰珠宝，用4万银元的价钱买下了这件传世书法。为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张伯驹曾遭汪精卫手下人绑架并索要赎金300万，否则撕票。潘素因购书画已没有钱，看了张伯驹一次，张伯驹却偷偷说，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我死了不要紧，字画要留下来。僵持了近八个月，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到处借贷，才将张伯驹救出。
  6)张伯驹、潘素夫妇参观故宫后在护城河留影。唐师曾在《张伯驹门前的泔水味》一文中感慨：“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都在《平复帖》上获利，惟独张伯驹倒贴了一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
  7)20世纪60年代，张伯驹游历古城辑安(今吉林集安)，在四盔坟前留影，并作《辑安怀古》词曰：“算空赢，鸟尽弓藏，何处长眠。”
  
   

5. 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结局如何？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先生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当初仅为爱好，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等等，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张伯驹先生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
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艺术，建国初期，张伯驹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直至临终前，还对中国韵文学会筹备事宜念念不忘。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张伯驹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何止这个数目，他的大儒景行、菩萨慈行、高道善行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6. 1941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被绑架之谜

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
张伯驹出生名门望族，是中国盐业银行创始人张镇芳之子，与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一并号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1941年6月5日早上8点，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168弄堂口，大名鼎鼎的文物收藏家、民国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兼常任董事张伯驹遭遇绑架，一时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
出事那天，张伯驹身穿灰色长袍，手拎黑色公文包，走出培福里16号洋房，进入一辆黑色汽车，准备去银行上班。不料，汽车刚出弄堂口，路旁突然冲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将车强行拦住，拖出司机老孔，将张伯驹挟持而去。
收藏泰斗张伯驹7岁时，其父张义安将他过继给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投资创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张振芳去世后，张伯驹接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1935年，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至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却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旧中国的绑架案。

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沸沸扬扬，众说纷纭。有怀疑日本人干的，有怀疑是家族内讧，还有怀疑是其他收藏家阴谋所为。张伯驹如何被勒索，如何赎出，有多种说法。
据1987年发表的郑理所写的《张伯驹传》说：“这事是汪精卫手下的师长丁锡山派人干的，这是他们常干的事，绑票可以发大财。”绑票的匪徒勒令家属到郊外谈判，“哭哭啼啼的潘素（张伯驹妻子）和张伯驹的叔老太爷一起，准时来到了郊外。对方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广东人，要张家出400万元赎票。”8个月中，经过四次谈判，绑匪降价到40万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潘素忽然想起自己当年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孙已破产，潦倒不堪。但他不忘旧交，带领潘素四处奔走。”借到40万元后，兑换成美金，将伯驹赎回。
然而，据当事人孙曜东（时为复兴银行行长）回忆，祸端肇起于盐业银行内部居心歹毒之人，外与汪伪特务勾结，设此陷阱。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汪伪特务组织头目李士群投靠日寇，并拉拢国民党军统局丁默邨投敌，建立日伪特工总部，以流氓地痞吴四宝为警察大队队长。该特工总部将沪西极司非尔路中段的76号一座花园洋房，作为其活动基地，疯狂捕杀爱国人士，制造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流血惨案。“76号”成为阴森恐怖的日伪特务的一个代名词。
盐业银行有一个经理助理，名叫李祖莱，和“76号”打得火热，充当了其财务主谋，帮他们办公司，做生意。上海盐业银行的经理调走后，李祖莱就想趁此机会谋求提升。但他与特务机关鬼混在一起，在银行大失人心，连副经理的职位都不可能让他来做。张伯驹代行上海盐行的主管职务后，李心怀忌恨，认为是张挡了他的升官之路，便串通“76号”的人策划了绑票事件。

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
张伯驹在上海没有私人住宅，住在陕西北路一个叫牛敬亭的河南老乡的宅院中。当时邻居看见张伯驹被人抓走，立即告知潘素，潘素不知所措，跑去找孙曜东。孙曜东通过人打探，知悉真相，特务们用了一个特制的车子，把车中间部位掏空，腾出一个能躺人的位置，把张伯驹塞在里面躲过了租界警察的检查。翌日，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大条（十两一根的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无奈，不停地哭泣，孙曜东的夫人吴嫣就安排潘素住在孙家，以防不测。
孙曜东当年30来岁，因其家族的声望，在上海颇有影响。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孙曜东深得周的信任，兼着他的机要秘书。对于解救张伯驹的过程，多年后孙曜东回忆说：
张伯驹出事后的第一个周六我见到周佛海，把伯驹的事讲了。周听了我的分析后，皱着眉头说：“简直胡闹！叫李士群赶紧把此事了掉！”
既然周佛海发了话，我等于有了尚方宝剑，他们要敲诈200根大条，我只答应十分之一，李祖莱自然是一肚子气，但李士群已向周佛海保证查清并了结此事，他也没办法。我之所以认为要给他20根大条作交换，主要是怕他手下的那帮亡命之徒撕票。
李祖莱真是个狡猾的家伙，他眼看不能不放人了，就又耍了一招，把“票”当人情送给了林之江和丁锡山。这个林之江当时是伪军4师师长，部队在浦东，市区有办事处，与“76号”斜对门。
张伯驹被带到浦东后，关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林之江派人来接头时，我拿出20根大条给吴嫣，吴交给潘素，并由吴嫣陪同潘素，把条子送到接头地点。送去二三天后（被绑8个月），伯驹就回来了。
在盐业银行档案中，还保存有关于张伯驹绑票事件的内部通信，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伯驹的经济实力已难以应付，但他仍然是贵公子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脾气，更缺乏与坏人斗争的经验，面对这种祸厄，竟然要答应绑匪的勒索，提出让盐业银行垫付赎款，并提出用他家产来担保，开列了他的可以作抵押的财产项目。
此时张伯驹名下的盐业银行的股份已经不多，与绑票价差距很大，盐业银行的董事长任凤苞明确表示银行不能垫付。而张伯驹天津的家人又表示在津房产不属张伯驹一人所有，其应分家产已不足以担保。
经过被劫事件，张伯驹痛感社会的黑暗与残酷，也感到了世态的炎凉。1942年初，他携潘素回到北平。在平卧病三个多月，病愈之后，便在这年秋天，夫妻一同流寓西安。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人称潘妃）
另据金宝山文章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要赎金200万元。潘素只凑到100万元，离对方要求的数额还差一半。张家本来有古董、书画，但张伯驹对于收藏的座右铭是：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而国宝难求，万一将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当时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至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仿的话，搞不好银行会顷刻破产。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有关各方：帮忙只能在暗中，千万不可由银行直接出面接洽。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潘素想到了结婚时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的孙履安已破产，潦倒不堪。孙氏不忘旧交，为救朋友，他领着潘素去找孙曜东。孙曜东的曾祖父是孙家鼐，当时正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周海佛的秘书。
孙曜东经过调查发现：绑架案系李祖莱主使，勾结汪伪76号特务所为。孙曜东就直接给李祖莱打电话说：“张伯驹乃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意赞助。”而李祖莱的回答是“少管闲事，不用插手”。

孙曜东
孙曜东只得将此事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闻之大怒，当下给李士群打电话质问事情缘由。孙曜东虽有周海佛“说话”，但深谙黑白两道的规矩，一口承诺“愿出20根大条酬谢兄弟们”。
李祖莱这才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把人质作为“人情”，送给正驻扎在上海浦东的汪伪头目林之江。抗战期间林之江在汪伪和国民党军统之间“脚踩两只船”，先参与刺杀准备叛变日军的前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凤岐，后参与捕杀准备行刺丁默邨的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孙曜东只得再与林之江联系，保证“绝对奉上20根大条”。
林之江得了钱，当下命人释放张伯驹。张伯驹回到家里，潘素悲喜交集，忙不迭地张罗着为张更衣、沏茶、温酒，焚香驱邪。不多日，张伯驹一家收拾行李匆匆返回北方。
此案曾轰动一时。当时上海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案，但对其中内幕却是多猜测而无实据。有的认为是黑社会所为，其目的在于索金。有的认为张伯驹是国内有名的收藏大家，前不久才收藏了号称“墨王”的陆机《平复帖》，此乃无价之宝，因此另有背景，甚至不排除有日本人幕后指挥的嫌疑，借此获得中国文物。因为在张伯驹被绑架期间，曾有人找到张的家人，欲以低价收购其所藏文物换取索金。也有人认为这是汉奸伪军所为，借机敲诈一笔巨资，甚至还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工的一次行动，以此阻止国内有影响的人来沪，防止他们不慎落水成为汉奸。

汪伪特工?76号的“中央领导”：周佛海
孙耀东的描述非常详尽，但依然有诸多疑问。作为当事人的张伯驹及张夫人潘素女士，对这桩绑架案的内情应该是明白的，但却从来没有说明此事是由盐业银行李祖莱策划，汪伪特工所为。“文革”期间，张伯驹也曾提及此事，也只是说当年的伪军是绑架他的匪徒。另外，对“76号”的研究近一段时间也开展得很深入，李士群、吴世宝的许多恶行也被披露，他们虽然胆大包天，无恶不作，但却没有发现确实的材料证明此事是他们所为。按理说，像这样具有轰动效果的大事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的，况且以他们的胆大妄为，也不在乎留下痕迹，因为他们在当时杀人越货几乎是公开的、无所忌讳的。
再说李士群与周佛海素有矛盾，吴世宝及其手下更是胆大妄为，他们连日本人的东西都敢抢，根本就不会忌讳周佛海。再说，若是给周佛海面子，为什么还要勒索20根金条？
以上种种疑点，此案定论为“76号”所为似乎还为时过早。
关于张伯驹的收藏生涯
张伯驹沉醉于书画玩藏，尤擅鉴别字画，号称“坐鉴别字画第一把交椅”，平生收藏价值连城的古代字画无数。在张伯驹的收藏生涯中，购买《游春图》一事至今传为佳话。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马霁川要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提出要收购《游春图》。马霁川对张伯驹的脾气很清楚，提出800两黄金的高价。
张伯驹当时已负债累累，无力筹措，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事隔不几日，张伯驹得到消息说，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伯驹只好先赶往北平和平门外琉璃厂，在荣宝斋等店里将此事公之于众。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感到不便再转手卖给洋人，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
虽说降价，《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最后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的宅院出让给北平辅仁大学。这套居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宅。张伯驹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去找马霁川购画，不料马霁川借口张伯驹的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
当时，张伯驹手头拮据，无奈只好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